如何才能做到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净息差？

净息差是银行分析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，它的计算公式为：

(相关资料图)

它代表着每单位平均生息资产所能创造的净利息收入。

与它类似的指标还包括：

（1）净利差

（2）存贷利差

以上这三个指标算法不同，各有优劣势，而其中净息差确实是最常用的，但它恰恰又有一些问题可能会影响分析中的判断。因此，在具体分析时，不能简单地用“比大小”的方式来分析净息差，觉得高就是比低好。

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，会影响银行的净息差，但并不能简单下结论说净息差高了好还是低了好。我们只能说，在其他情况相等的情况下，当然是越高越好（当然，现实中我们可能很难遇到两家“其他情况相等”的银行）。

近日人民银行发布了《2023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》，里面有一张图引起很多人的关注：

跟大部分朋友“记忆中”不一样的是，很多年来，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一直是比我们高的，而且高出的幅度非常大，近期已经快是我们的2倍了。

这个事情就像是“曼德拉效应”（群体记忆错乱）一样，数据一直是公开的，但大部分人“记忆中”美国银行业净息差比我们低。我们平时会研究美国银行业，因此一直知道，他们的净息差比我们的高。

原因其实也不难解释，完全是来自于两国金融业国情的不同。先看贷款端，我国银行业有大量的贷款投向央企、国企等低风险客群，利率较低。再加上这几年当局一直在引导银行降低利率支持实体，利率继续走低。而美国，没有央国企来申请贷款，他们的大型企业是以直接融资（发行股票或债券）为主的，因此银行贷款主要投向中小微企业，利率自然就会更高一些。

再看存款端，在我国，银行存款（尤其是定期存款）依然是很多居民的财富贮藏方式，虽然一二线城市居民财富的“财富化”比例有些明显了，但在广大的下沉城市和农村，定期存款的比例依然很高。而美国，居民是很少用存款来储蓄的，财富化比例很深，因此银行存款主要是企业和居民的结算存款，利率自然就特别低了。

因此，美国银行业取得了比我们更高的净息差。可见，这完全是由于两国金融业国情的不同，并不能完全可比。当然，人民银行用这个图也是想说明，我国银行业确实是让利于民的、支持实体的，银行净息差已经不高了。

美国银行业净息差显著高于我们，他们还取得了很高的中间业务收入（也是同理，很多中间业务在我国是免费的，让利于民），即便如此，他们最后实现的利润却比我们差，原因是：

以上情况在下面的杜邦分解表中一目了然（美国的银行的净利息收入、手续费净收入很高，但费用也很高）：

即使到我国内部，也是有类似的差异情况，比如有些银行是做小微企业的，有些银行是做国企的，那么他们的贷款收益率自然是不一样的；有些银行很多村民定期储蓄，有些则有很多企业的活期存款，那么他们的存款成本也是不一样的。简单相互比较也没有太大意义。

如果考虑到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，那么也同样不能简单给出净息差越高越好的结论，甚至有时会出现“越低越好”的现象。

假设一家虚拟的银行，有存款、贷款各100元（忽略存款准备金要求）。贷款利率5%，存款利率2%，那么净息差3%（等于净利差、存贷利差），一年挣3元钱。这时，行长发现，他可以以3%的利率从货币市场上融入短期同业负债50元，同时将资金用于购买债券，收益率4%，可以赚1个百分点的利差，于是他就这么做了。

完成了这项操作后，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变为：

此时，该银行一共挣得3.5元，总生息资产是150元，净息差是2.33%，比原来3%的净息差出现了显著回落。

本质是，这家银行通过进一步加杠杆，取得了更大的收入，但新增的业务利差比原来业务要薄，导致新状态下全行的净息差被拉低了。但只要加杠杆的空间是允许，这样做显然是增加股东回报的。于是，出现了一个反直觉的净息差“越低越好”的情况。

以上这个虚拟的例子非常简单直白，但我们真的在银行调研现场，见到分析师向这家上市银行认真地提出了这个问题：

这个时候，对于资产负债结构调整较为剧烈的中小银行，分析存贷利差能够剔除资产负债结构调整的影响，更客观一些。

除了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之外，还有其他方面的业务策略，也会影响净息差的计算。但这些影响有时很难清晰界定出来。

比如，一家银行，去年有一大笔资金购买了债券，收益率4%，收益率还不错，但这债券的流动性不太行。后来，有人向他们推销货币市场基金，收益率比4%略低点，但流动性好，需要用钱时可随时赎回（先不考虑其他成本，比如业务成本或资本成本等）。于是第二年，这家银行将这笔钱改为购买货币市场基金。但按会计准则，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并不是利息收入，而是投资收益，因此净息差就回落了（因为净利差计算公式中的分子“净利息收入”变少了）。

显然，这并不是银行净息差的回落，它只是业务变化而导致的会计计账数字的变化。

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。比如，以前有多种方法可以将利息收入转变为手续费收入。比如和贷款企业签合同时就将利息的一小部分签为顾问费、咨询费。当然，这些行为并不合规，后来慢慢被整顿了。

有些其他业务策略则无法清晰界定，更无法还原。

比如，所有银行都知道，只有获得更高比例的活期存款，才能降低负债成本。负债成本主要是负债结构决定的，因为不同银行的同类存款一般是利率相近的（A银行的活期和B银行的活期利率不会差很大）。不同银行之间拉开负债成本差异，比拼的是谁的活期存款占比高。

活期存款来自于客户的结算行为，那么就得想方设法提升客户拿本行账户做结算的可能性。当然，为此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的，因为这必然意味着要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，而产品和服务的研发也是需要投入的。这些投入会体现到业务及管理费用中。

一般情况下，新投入的成本是会低于存款端省下来的利息的，因此这样做是合算的。存款的真实成本，应该是存款利息，加上为了吸收存款而付出的各种业务成本。但遗憾的是，这个事很难算清楚，因为很多业务支出，无法清晰分摊给存款，比如请某客户吃饭，这客户在本行又有存款又有贷款，那么这笔招待费就没法清晰地算多少比例给存款。

但有一家银行给出了一个相对容易算清楚的场景，就是邮储银行。邮储银行有很多网点不是银行自己的，而是它的股东邮政集团的，类似“租借”给银行，可以吸收存款，但会收取一笔手续费，类似网点的租金。这些，存款的成本会相对清晰一些（也不是100%清晰）。

可见，在不同的业务策略、业务模式下，净息差也失去了精准的可比性。

最后还有银行的风险策略也会影响净息差。

风险策略是指银行主动选择承担什么样的风险水平，并且要为此管理好风险。有些银行选择最为保守的策略，只愿意去做最低风险的业务，但因此收益率较低，当然净息差也低。

而有些银行艺高人胆大，愿意去做风险相对高一些的客群，为此会承担一些风险，但如果能够取得更高的收益率，弥补完损失之后还有盈余，那么商业模式也是成立的。此时，它的净息差会明显高一些。

此时，也不能简单比较净息差高低，而是可以将净息差扣除资产减值损失之后来评判。

这还没完。另外还有一些相对另类的业务，还会有别的因素需要纳入考量。

比如，近几年兴起的，一些银行服务科创企业时的含权贷款业务（或称选择权贷款业务），即银行给一些科创企业投放贷款时，可以同时拿一笔公司的股票期权，当公司IPO或被并购时便能行权，取得一笔额外的收益，用于弥补这类贷款的高风险。海外的代表银行硅谷银行，这一部分收益一度达到贷款余额的0.5%，相当于增厚了贷款收益半个百分点。

但这笔收益也不体现在净息差中。